套利胡子，继硅谷银行和华盛顿互惠银行宣布破产后？
最近，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增加，也导致了银行倒闭事件的增多。近日，美国签名银行的倒闭引起了公众对于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美国签名银行倒闭的原因、影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一、签名银行倒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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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待无为而治这句话？
“无为而治”，道家思想，言简意赅，其实，并不是很难理解，也不存在故弄玄虚，就此有必要具体解析一下，首先，要弄明白“无为”的“为”字，什么是“为”？大家都知道“为”就是指作为，而“作为”的主体，当然是人！这里就是重点，老子说的“无为”，就是没有“人为”、不要“人为”，这里省略了一个人字。其次，我们再谈谈无为而治的“治”，这里的“治”是“治乱兴废”的治，是相对于“乱”的稳定局面，治理的好称为治，治理的不好称为乱。那么“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就可以解释为“没有人为而治理的好”，或者“不要人为而治理的好”，说到这里，可能有的朋友还不明白，没有人为而治、不要人为而治，那么究竟是凭什么而治呢？
凭什么而“治”？其实老子《道德经》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面后四个字“道法自然”就是整部《道德经》的核心思想。“道”，是从自然当中得到的规律；“道”，就是自然法则。所有“天地人”宇宙之间一切事物都依循于“道”，都依循于“自然法则”，没有例外！所以，不去理解“道法自然”而谈“无为而治”无异于空中楼阁，而陷入所谓“玄之又玄”、“无为无不为”等毫无意义的空谈！一个国家要想达到“治”的目的，也必须要依循自然法则，而不是“人为”的为了某种图谋或者“神圣”的目的而想当然去做！其例证不胜枚举，如：破坏环境的过度开发，污染环境的各种制造，为了擭取最大利益的各种不择手段等等，违背自然生存之道的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让子孙后代没有生存空间。另外，人们追求光明、追求幸福也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权利，而人类文明的走向更如同自然界之大潮巨浪，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凡是藐视自然法则的“人为”的、反其道而为的，都注定会走上绝路！而落入治乱兴废的恶性循环。
如何有效降低创业失败的风险？
谢邀。
前几天和曾经获得《赢在中国》总冠军的李书文董事长一起谈点事情，他们做了一个创学院，真正为创业者服务的商学院。他问我一个问题，创业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我是北大“1898咖啡馆”董事长、中关村互助众筹研究院执行院长——杨众筹（勇）。我的答案是第一足够的资金，第二合适的合作伙伴，第三就是很强执行力。李总他们的答案是第一是战略，第二是人才，第三是钱。
创业公司战略可以调整，但资金一定要充足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战略不应该排在第一位，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太快，对于大公司战略最重要，对于创业公司可能战略能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要经常调整，执行力可能更重要一点。
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创业的理解，如果上过中国式众筹首席架构师的培训班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一点，只要你遵守三点，不需要了解别的中国式众筹规则，就一定做得不错。第一要慢一点，第二选人要严格一点，第三钱一定要多一点。任何一个人遵守这个规则项目一定做得不差。
慢一点的目的是尽可能在众筹收钱之前，把一个项目各种可能风险掌握透彻，还有就是看人是否靠谱需要时间。人要选严格一点，众筹就是选人，人选对了，一切都顺，人选错了，一切都不顺，就是合适的合伙人。
而钱多一点，就是因为创业非常不靠谱，你定的方向都有可能不对，所以一定有要足够的钱试错。当你走三次弯路，总能走到正路上来，所以钱要足够。
创业最重要的三条缺一不可回到创业最重要的三条，我认为最重要一条就是足够的钱，一个创业公司如果钱出了问题，肯定死掉，什么都是空谈。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特别现在变化越来越快，意味着每天都有新机会，所以公司活着只要抓住一个就有可能发展起来，钱一定第一位。
第二就是对的人，当你的合伙人合作伙伴选对了，即使战略定错了，因为有足够的钱，战略可以随时调整，要的是足够的试错机会。人对了，方向迟早会对。中国式众筹讲究基因决定论，人选对了，众筹差不了，人选错了，结果好不了。
当有了钱，有了合适人，剩下就是执行力，不管多远大的理想，都是靠行动，所以超强的执行力变得非常重要。我们讲究小步快跑，快速试错的指导思想，执行力越强，越能最小的代价，最快的时间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方向对了，加上很强执行力，企业一定能做的不错。
这三条就是我们对于创业的最重要的理解，所以我们设计众筹的很多规则都是围绕这三条的设计的。
围绕创业三法则设计众筹模式第一足够资金，因为众筹模式多一点钱少一点钱区别不大，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创业者按照自己需要的资金基础上多要一些，目的就是可以多试错的机会；第二严格选人，众筹核心是筹人，所以要慢一点，就是看看谁靠谱，然后选对人，人对了，迟早会走到正确的方向，剩下的就是看执行力了。
所以众筹讲我们就关心两个问题，好产品和好团队。好产品就可以众筹，有好团队后期才会落地好，团队我们主要看过去，其实就是执行能力。
中国式众筹是一套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创业方法论，把风险前置。在众筹过程中，就把很多风险释放掉，把很多后面问题提前配置资源来解决，所以中国式众筹是大大提高创业成功率。
创业不易，所以需要保守，所以我假定我们的每一个众筹项目三到五年都会倒闭，用这种反向思维设计众筹，反而大大提高创业成功率。
“北大杨众筹1898”为红橙学院MCN矩阵签约自媒体，垂直职场领域，每日为您带来深度原创文章，欢迎您的订阅！一代贤帝王莽为何被黑几千年？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所以，白居易说“辨材须待七年期”，时间不够，你根本分不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没篡汉的时候，王莽谦恭着呢。
但谁能想到王莽成了篡汉贼子？篡汉了，野心暴露了。所以，只有时间够了，王莽才能被证明是个大坏蛋。
但是，白居易的这个“辨材须待七年期”的方法论，也有问题。简单说就是“七年期”远远不够。即便再给更长的时间，你也无法辨别王莽是好是坏。
因为，臧否人物的价值判断，就不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当时，王莽那不叫篡位，而叫受禅。汉朝皇帝把皇位禅让给了王莽。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家天下以来，商灭夏、周灭商、秦扫六国、汉一天下，啥时候和平过？又啥时候搞过禅让？
王朝更替，往往天下血染、百姓屠戮。甚至，王朝内部的权力交接，也会腥风血雨。但是，王莽竟然通过一场禅让，和平地实现了王朝更替。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佩服王莽。
关键是王莽代汉建新，几乎没有遭遇什么阻力。王莽当皇帝，朝廷大臣和地方郡县不仅不反对，反而很拥护。
公元6年，汉平帝病死，孺子婴立为太子，王莽垄断朝政。这时候，王莽已经权势熏天。所以，反对派必须有所行动。
当年，身为刘氏宗亲的安众侯刘崇发难，率数百人进攻宛城。但，此次起义纯属行为艺术。起义军连宛城的城门都没攻破，就失败了。
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拥立宗室严乡侯刘信为帝，同时通告全国，号召大家一起造王莽的反。
随即，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响应翟义号召，爆发了赵明、霍鸿起义。同时，天下震动，翟义“比至山阳，众十余万”。
翟义起义，的确声势浩大，但也只是汉书所言。从时间上看，就会发现问题：翟义起义，当年平定；赵明、霍鸿起义转年年初平定。
这种量级的反对，完全不够。而且，还适得其反了。
朝堂大臣认为之所以爆发起义，是因为王莽权力太轻。于是，“群臣复白：刘崇等谋逆者，以莽权轻也。宜尊重以填海内”。随即，太皇太后王政君批准朝臣建议，诏命王莽为“假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
起义不仅没有削弱王莽权势，反而给王莽“篡位”提供了助力。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唯一的解释就是：朝堂大臣普遍支持王莽、拥护王莽。王莽认为自己当个周公就行了。但大臣们认为周公不够，王莽必须做“假皇帝”。甚至“假皇帝”还不够，王莽应该做真天子。
于是，公元9年王莽正式受禅登基。
这一系列的动作与反动作，你能说王莽是在篡位吗？我们看一看董卓乱政和曹操挟天子，就会更清楚。别说地方上割据造反，就是中央朝堂也是政敌环伺。这两个家伙必须杀几个三公高官才能镇住局势。但王莽有没有屠戮朝臣？
没有，因为根本不需要。
《剑桥中国史》记载说：“就班固所知，从公元10年到公元20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但是，汉武帝一代雄主，却在公元前88年遭遇过一场政治谋杀。始皇帝雄霸天下，也曾在公元前216年兰池遇盗。
可见，王莽的地位相当稳固。
即便“王莽篡位”了，那你能说他就是一个大坏蛋吗？班固肯定这么认为。所以，班固
评价说：
咨尔贼臣，篡汉滔天，行骄夏癸，虐烈商辛。伪稽黄、虞，缪称典文，众怨神怒，恶复诛臻。百王之极，究其奸昏。
但问题是班固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作为东汉大臣，他就不可能不带政治色彩而客观公允地评价王莽。
那么，当时是怎么看待王莽的？
即便当了皇帝，王莽也没被看成篡汉的奸雄。当时的普遍共识是汉朝气数已尽，所以需要改朝换代。而要改朝换代，那就王莽当皇帝。
古人讲盖棺论定，而就王莽来说，不仅篡位不能论定，就是盖棺了、也难以论定。近代以来，围绕王莽的翻案之声，比比皆是。
胡适认为“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对于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等政策，胡适都极为认同。
而执此正面评价的，还有翦伯赞、何兹全、葛承雍，等等。
在这些人看来，王莽何止是一代贤帝，甚至被冠冕了“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改良主义者”、“当时统治集团中一个独具卓识的人物”。
而这些正面评价的立足依据，主要是王莽在篡位前后的一系列改革政策。这些改革政策，被胡适概括为土地国有、均产和废奴。
这个概括不仅不够全面而且重点也不突出。而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捕捉到王莽改革的初衷。
公元9年，王莽推出改革法案：一是取消土地私有；二是禁止奴婢买卖；三是取缔土地集中。
其中取缔土地集中最为雷霆。因为其直接针对垄断土地的豪族集团。法案规定：凡家中不够八个男丁而土地超过900亩的，就必须把土地赠送给亲戚和邻里。
这个政策，你没法用是与非来评价，而只能说它足够大胆、足够理想主义。就简单一个问题：你王莽凭啥这么改革？
王莽说：我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从理想出发就该这么做。而这么做，对大新人民有好处。
但王莽的初衷真是为了大新人民吗？为啥非是900亩而不是800亩或1000亩？
因为井田制是900亩，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到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王莽改革在方式上是理想主义的：这么做、多好啊，大新百姓人人有田种；而王莽改革在初衷上却是复古主义的：这么做、合王道，儒家经典怎么记载、大新人民就该怎么生活。
所以，这种改革就是扯淡。
但正如罗素的婶婶劝诫罗素所说：在政治中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东西，搞政治纯粹是投机钻营，从一个乱局到另一个乱局。
你能说人家王莽这么做毫无道理吗？不能。而且，这么做也有现实的必要。首先，土地集中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其次，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的土地分配方案不好，却谁也拿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主张。于是，人家王莽“纵深一跃”了，这要算有政治魄力和政治担当。
但问题是这个复古主义的土地改革，根本无法走通。
首先，占有大量土地的豪族肯定不答应；其次，一家八个男丁耕种九百亩地则纯属本本主义；第三，并未触及土地问题和贫富分化的本质。
大豪族不答应，这都不用论证。你家有三千亩土地，然后王莽一改革，至多给你剩九百亩，你能满意吗？关键，你还不是一个怂人，而是土豪。不仅有权而且有势，甚至还可能有一批打手。所以，你肯定要跟王莽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而这个九百亩，都不是拍脑门的问题，而是完全不顾现实，更无法解决自耕农普遍贫困和失去土地的问题。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一个五口之家，除去服役的两个人，这家人再怎么辛勤劳作，也无法耕种百亩之地、收获百石粮食。赶上年景不好和官府加税，只能卖儿卖女。所以，西汉晁错的建议是：从市场和货币方面想出路，即贵粟。粮食贵了，种的粮食就能买上价，而老百姓才能用钱交纳人头税，也才不会被高利贷盘剥。
那王莽呢？直接往均田方向努力了。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这么做就是南辕北辙，根本不会让大新人民受益。
当然，王莽一定会这样回答：大新人民是否手益，仅是次要问题；实践儒家经典的生活方式，才是主要问题。我王莽的改革，可不是奔着钱去的，而是奔着主义去的。
可见，王莽的初衷也不是让大新人民受益，就是单纯地玩复古主义和本本主义，是要恢复儒家经典记载的井田制。
废奴，其完整表述应该是禁止私人买卖奴婢。这个理想的确丰满，但理想不能当饭吃，因为现实很骨干。
当时的社会形态，很可能是一个想当奴婢而不得的时代。因为投靠豪族大户做部曲，会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
天灾了，怎么办？编户齐民的小家庭根本扛不住天灾，但豪族大户可以。加税了，怎么办？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肯定扛不住官府，但豪族大户可以。
如果不是普通百姓积极投靠，豪族手中就无法集中那么多土地，豪族家中也不会拥有那么多奴婢。
而且，王莽的废奴政策，也完全无法落地。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可以逃避的漏洞。废奴的起码底线，是要知道有多少人口。但，王莽能知道吗？如果普通百姓自愿委身豪族，那朝廷该怎么查出来？
不正确的改革、不良善的改革，未必不能落地。但，阻力太大的激进改革，一定难以落地。
于是，王莽的土地改革遭遇了民间社会的广泛抵制。老百姓不同意，不同意就被关监狱。最后，即便是京畿地区的监狱也人满为患了。于是，王莽怂了，在公元12年就取消了法案中的激进措施，又允许土地集中和奴婢买卖了。
土地国有、禁奴，是理想丰满，那均产呢？这更是空中楼阁。
均产的主要措施是五均六筦。
其中五均，具体是设立五均官来监督民间市场，要求市场以统一的价格销售谷、布、帛、丝、绵等民生物资。而六筦，具体是对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实施专卖和征收税赋。此外，还有一项名为赊贷的政策，主要是国家提供放贷职能，并按照每月三分来收取利息。
但问题是五均限死了物价、六筦垄断了末业，民间还有什么套利空间？这时候，还有谁需要贷款？
实际上，五均、六筦和赊贷政策，就是一种古代版的计划经济，甚至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因为它是要取消民间市场、禁止百姓从事农业以外全部致富活动。
那王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么做，是不是能够均产，王莽不关心。王莽关心的是能不能复古。因为儒家的理想模式就是让百姓全都种地，而种地以外的末业，全由国家代劳。
所以，什么土地国有、均产、废奴，纯属胡适想多了。而很多人认为王莽是个穿越者，实际上也是想多了。
人家王莽根本没想要什么理想主义，也没想搞什么穿越，而是要玩本本主义、复古主义和儒家原教旨主义。儒家经典怎么记载，那我就怎么改革。王莽改革不是向上仰望星空、不是向前革故鼎新，而是向后回望三代。
所以，王莽的其他改革，也都是新瓶装旧酒。其政策措施，要么是经典已经这么写了，要么是前人已经这么做了。
公元7年、9年、10年、14年，王莽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但是，玩货币的祖师爷是汉武帝。汉武帝才是货币财政的高手。王莽的货币改革，跟汉武帝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汉武帝能把货币财政玩成敛财工具，而且真能敛财。而王莽的货币改革，只能叫折腾、叫明抢，最后把大新经济抢到了崩溃。
公元9年，王莽对中央官制进行改革，主要是改革官名。公元14年，王莽又对地方郡县进行改革，主要是改换地名。但是，公元前144年，西汉就对朝廷官制进行过改革。而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时期不仅调整了官制，而且还把历法和正朔给改了。
如果王莽真有新意，那就是他的动作比较大。改完之后，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这些官职头衔和州郡地名到底是啥意思。但熟读古书的儒家士大夫肯定知道，因为王莽就是照着儒家经典改的。
王莽的六筦之策，要对盐铁酒等商品实施国家垄断经营。但是，汉武帝早就这么干了。而六筦中垄断山泽之利的手段，甚至可以要追溯到周朝。
王莽的五均之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强势干预市场运行和直接管理物价。但这个政策也不稀奇。因为公元前110年，西汉就一直在这么干，而一直持续到西汉结束。
等等如上，凡是王莽推出的改革政策，要么是儒家经典已经明确记载了，要么是西汉帝国的曾经旧政。之前早就这么干了，甚至有些当时还在干，而王莽只是把这些政策工具全都打包了，形成所谓的五均六筦，然后一股脑地抛给整个天下。
但问题是：你王莽这么做，天下能不能接得住？
真心接不住。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王莽不是什么贤帝，他实际就是一个大折腾。而国家最忌讳的，便是折腾。
很多古代昏君，你从初衷上分析，未必是一个大坏蛋。皇帝的固有认识是：天下就是自己家的、百姓就是自家子民。所以，有些皇帝对官僚和诸侯要多狠有多狠，却对百姓很好。
但他们为什么把自己搞成了昏君？甚至还搞到亡国？
一方面是士大夫写史书，史书是谁写的，这个问题很重要。班固写史书，那王莽就必须是大坏蛋。如果王莽不是，那东汉的合法性怎么办。而对于打压士大夫的皇帝，那就必须怎么昏君怎么来。
另一方面是昏君太折腾。秦始皇能折腾，但秦二世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始皇帝去过的地方，秦二世也要去。隋炀帝杨广更能折腾，建东都洛阳、修大运河、筑雁北长城、三征高句丽。就这些事，随便拿出一件都够后世王朝折腾一世的。而隋炀帝呢？在位15年，就全给干一遍。
很多昏君与王朝灭亡的因果关系，往往就是折腾。
于是，王莽这套改革下来，大新王朝肯定招架不住。而这些还仅仅是内政。除了内政还有外交。匈奴、高句丽、焉耆、羌人，四面八方的胡人也全被王莽折腾了一遍。
内政折腾、外交折腾，那王莽的大新朝也就只能短命而亡。此时的王朝更迭，就真正伴随了天下流血和百姓屠戮。从西汉到新朝再到东汉，这是一个饥饿加混乱的血时代。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给王莽这个大折腾冠以昏君或大坏蛋的称号，不算冤枉他。至于贤帝，你就是怎么算，也算不到王莽头上。
胡适等人为王莽的开脱，完全没有力度。王莽的初衷好、王莽的政策好，所以王莽应该是贤帝。如果这么说，那秦二世的初衷也不差，隋炀帝的政策也很好。以此类推，是非也就没了。关键是王莽以及王莽改革的初衷，完全不是胡适以为的那样。
反倒是《剑桥中国史》把王莽垮台归结为“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还算是有些力度的开脱。
但是，如果王莽没有不余遗力地搞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复古运动，那天下大乱能乱到改朝换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