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帝，丞相宰相相国？

三者的区别其实很简单，宰相是丞相、相国的俗称。相国是秦汉时期统领百官，总理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丞相是秦汉时期相国的副手，负责协助相国处理全国的政务，而在某一些时期相国不设的时候，它就是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到三国之后随着相国的废除，它也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宰相

宰相在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史中基本是没有用来做正式的官职名的，大多数情况它用来代指各个朝代统领百官，负责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俗称。如隋朝的尚书令、唐朝的门下侍中、宋朝的同平章事、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及清朝的军机大臣等都可被称为宰相。

当然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辽代。在辽代“宰相”曾短期的被用作正式官职来使用，《辽史.百官志》载“南宰相府，掌佐理军国之大政”。在当时辽国的政治体系以南北面官来分别治理汉族和契丹族，而以南北枢密院来作为全国的最高军政机构，同时在当时在南北枢密院中还设有南北宰相府来协助枢密院长官处理全国军政事务。而在当时南北宰相府的最高长官就是南北宰相。当然这个时候南北宰相只是一个协助南北枢密院来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也并不是真正的宰相之职。

其实最开始宰相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名称，它是由“太宰”和“相邦”这两个官职组成的。大宰据《周礼》载“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这里的大宰指的就是太宰，在当时大宰就是掌礼、政、刑等六典的最高长官，也就是百官之首。而相邦最早出现在赵魏秦等国，《史记.张仪列传》载“惠王乃以张仪为相”，而这相指的就是相邦，而自相邦出现他就是各国的百官之首。

而第一次将太宰和相邦合二为一的就是《韩非子》一书，在显学一篇中它说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将必起於卒伍”。随后陆陆续续的一些古书籍也都习惯的利用宰相一词来代表国家最高的行政长官，如《训俭示康》“此为宰相听事诚隘”，亦如《史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相国

“相国”原称“相邦”，源于春秋的家相。春秋之时主持卿大夫家事的被称之为家宰，亦称家相，担任这个官职的可以说都是卿大夫们最信任的人。而当战国初年，随着原诸侯国的卿大夫们逐渐掌握实权，并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比如原晋国的赵氏、魏氏、韩氏等，家相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并成为了各国掌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而在当时这些都被称之为邦国，所以“相邦”这一官职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

秦朝统一全国后，由于当时的吕不韦在担任相邦的时候权力过大，甚至威胁到了始皇帝的王位，于是秦朝在吕不韦被罢免相邦之位后，并不再设立，改有左右丞相在总理全国政务。后汉代秦后，刘邦复立相邦位，但因相邦的邦犯了自己的名讳，所以将其改名为“相国”，而汉朝的第一任相国就是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在“六月，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后在惠帝时期相国一直被撤销，只设丞相。后到东汉少帝年间，因董卓进京，相国一职被再次起用，据《三国志》载“卓迁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但随后因董卓伏诛，相国一职又被废，直到曹操被封为魏王，建国魏的时候，相国一职又出现，但是此时的魏相国地位显然要低于汉丞相。之后曹丕建魏后，相国一职逐渐消失，后只有魏末司马昭担任过，但自司马昭后并彻底消失，再未出现。

丞相

丞相作为正式的官职名最早出现秦武王二年，《史记·秦本纪》载“二年，初置丞相，摢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不过这个时候丞相并非是如同我们现在所想的那样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当时它只是作为相国的副手，负责帮助相国处理朝政事务。比如在秦王政初期吕不韦为相邦，昌平君为丞相。

后随着嬴政对于相国权势过大的顾忌，再加上吕不韦作为相国时的乱政行为，并在不久就将他废除。后秦统一全国后就以左右丞相来负责总理全国的政务，也就是争这个时候左右丞相实际上就成为了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在秦二世时期，秦二世为了褒奖赵高的功劳，并为他设立了中丞相一职，然后与左右丞相并列。

秦被汉取代后，大汉延续秦制，但刘邦废左中右丞相，只设立一位丞相。当然此时的丞相又重新变成了相国的副手，因为刘邦重新指派了人去做相国，比如萧何就因诛杀韩信有功得以“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 而到了惠帝时期相国又再次不再设立，又重新以左右丞相来总理全国政务。后到了文帝二年，文帝又再次废除左右丞相，改为仅立一位丞相。武帝时期又再次复设左右丞相，就这样直到直到东汉哀帝元寿二年改丞相为大司徒，丞相一直就作为最高的行政长官存在了三百余年的时间。

后到东汉献帝时期，大司徒又被改为丞相，并由曹操担任。而后蜀国建国，由于诸葛亮的关系，蜀国的丞相更是成为了总领全国军政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也真正做到了“掌丞天子，助理万机”。但在不久后随着东晋十六国乱世的到来丞相、相国虽有设，但都是为如同董卓、曹操这样的权臣所逼迫帝王封的，实际上与帝王无疑。

而后到隋朝至孝宗乾道八年这数百年的时间，丞相就再未出现，而是被隋朝的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的尚书令、门下侍中和中书令所替代。直到乾道改制，宋孝宗将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这个时候消失百年的丞相官职才又一次出现，并再次成为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后直到明朝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丞相，自此丞相才彻底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再未出现。

可以说丞相、宰相和相国的区别，简单的说就是宰相包括丞相和相国，而相国地位高于丞相，丞相直到宋孝宗时期才被真正确立为是全国最高的行政长官，在这之前大多数情况都是相国才是或实际，或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都说宋朝富裕？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最奇葩的一个朝代，那绝对是非宋朝莫属。

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之所以称其为最奇葩，一方面是宋朝的科技、经济、文化、农业的繁荣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为历朝历代之冠。另一方面宋朝还是强敌环伺，四处挨打，屡战屡败，其对手更是一个比一个凶狠，一个比一个强大。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仅用三天时间便完成了改朝换代的所有程序而建立了宋朝。

随后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而宋真宗更是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了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了靖康之耻，随之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1234年联蒙灭金，1235年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原地区的分裂局面，但同时宋朝也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

为了防止武将夺权（赵匡胤自己就是靠兵变而上位的，兵变始终是他一块去不掉的心病），宋太祖通过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的军权，采用了以文抑武的治国之策，这也就奠定了宋朝重文轻武的格局。此后虽然宋神宗也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期更是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然而宋朝在强敌环伺之下，仍是四处挨打，屡战屡败。

虽然后世有人认为宋朝“积贫积弱” ，但那是专指军事。实际上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 ，其富庶与繁荣远超盛唐。

宋朝的经济、文化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尚且开明，很少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的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少的朝代，这也难怪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一致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时代”。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

其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四通八达，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的50多个国家都与宋朝通商。宋朝的财政收入更是为历朝历代之冠，北宋极盛之时岁入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这可是明朝的十倍，清朝的四倍。

在整个两宋时期，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两宋时期的科技成就，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即使放眼全球，也是绝对的领先地位。曾经令我们引以为荣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都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作为当时宋朝的人们，堪称是处在一个科学技术含量和生活质量相当高的时代。

据《南宋馆阁录》中的记载：

“国史日历所在道山堂之东，北一间为澡圊、过道。”其注文中还进一步的作了说明：“内设澡室并手巾、水盆，后为圊（卫生间）。仪鸾司掌洒扫，厕板不得污秽，净纸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积垢，平地不得湿烂。”

这也就是说“在南宋官员工作场所的卫生间和浴室中，专门配备了水盆、手巾、卫生纸及洗手液，这里的卫生管理制度清楚严格，他们要求仪鸾司的杂工随时维持卫生间、浴室的清洁。

浴室中官员洗澡过后，地面上不得留有积水、泥污，擦手巾一旦弄脏，要即刻更换。而洗手时所使用的是去污效力超强的澡豆，但用过的水盆里就会有澡豆末的沉滓，仪鸾司的杂工们必须立刻换为清水。厕所里总是整齐地备有“净纸”供前来的人使用，坑位两旁的木板上不得残留秽迹，净纸被如厕人碰乱之后，也要随时重新码放整齐”。

在看过这些之后，作为现代人不知有何感想？

宋朝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一个时运最不济的朝代，除了重文轻武的自身因素之外，它的对手也是一个比一个凶狠，一个比一个强大。

西夏阴魂不散，在西部边境死缠烂打；贪得无厌的辽国，更是在北部屡屡犯边。不差钱的北宋则认为“凡是用钱能摆平的事那都不叫事”，所以就用钱买了消停。到了既要钱又要地的金国时，北宋被灭，打打谈谈的南宋勉强保住了半壁江山。但南宋遇到了当时天下无敌的蒙古人时，他们更狠的是直接要命，南宋终于再也撑不住了而亡国。

如果以现代人的目光再回看宋朝，其实它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衰，除了武力值偏低之外，宋朝人活得还是蛮滋润的。就以《南宋馆阁录》中记载的公务员卫生间为例，洗手液和免费卫生纸已经成为了标配，即使是现在的厅局机关卫生间也不过如此。而宋朝卫生间、浴室的那些卫生标准和理念，已经超越了当今的高档商务写字楼。

如果说真的可以穿越的话，如果说您比较喜欢享受的话，宋朝将是您的不二之选。

差点当上皇帝的恭亲王奕訢是怎样度过晚年的？

奕䜣生于帝王家，文武双全，因为不善于“演戏”而与皇位失之交臂。

在“辛酉事件”中，奕䜣发挥过重大作用，因而成了大清的国柱。事后，他与慈禧也曾有过一段“叔嫂联合”主政的合作期。

一、朝堂之上，摩擦总会有的

1880年，慈禧指示太监李三顺出宫办事，结果与宫廷护卫争执起来。李三顺狗仗人势，开始撒泼，回宫后跑到慈禧面前告恶状。慈禧听信太监一面之词，大发雷霆，跑到慈安面前去哭诉，说被人欺负，不杀护军自己没法活。慈安性格敦厚，答应帮慈禧出气。

慈安将此事交给刑部，结果刑部按照律法，判定护军无罪。慈安将此事转告慈禧，慈禧老羞成怒，给刑部施加压力，强行下旨治罪宫廷护军。

这个时候奕䜣站出来了，他支持刑部秉公办理，反对慈禧的做法。但刑部审理的结果再三修改，也达不到慈禧的满意而未获通过。于是，奕䜣带领一帮大臣“力争，不奉诏”，而且反复劝说慈禧收回成命，“语特繁”，但慈禧只是免除护卫死罪，仍从重整治。

后来，张之洞与陈宝箴上奏，要求慈禧秉公办理。奕䜣反对慈禧的底气更大了，手里拿着两人的奏折，得意地对同僚说：“若此真可谓奏疏矣！”

在内外大臣的联合抵制下，慈禧只有收回成命，将护军从轻判决，另将太监李三顺打了三十大板。

慈禧虽然让步，但对奕䜣的不满也由此达到顶点，再联想之前的几次不愉快事件：

第一件，同治大婚后，即将亲政。慈禧准备归政，但想要御临乾清宫。乾清宫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慈禧如果去了，岂不成了女皇？奕䜣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武则天，立刻出来反对，说“慈宁宫是太后的地方”，一下堵住慈禧的嘴。

第二件，慈禧想修圆明园，又是奕䜣出来唱反调，坚决不让。此外，奕䜣严格按照规定，对慈禧的各种铺张浪费进行限制。

正因为奕䜣的碍手碍脚，慈禧终于忍无可忍，只得将其撤掉。尤其在慈安去世后，慈禧将奕䜣看作是无上权力的最后绊脚石，早就想除之而后快。

二、赋闲亲王无人问

离开朝堂的奕䜣，反而更加自在，他能纵情山水，能够与家人团聚，能够将情怀抒发于笔墨之间。

从首席军机大臣位置跌落，奕䜣与王安石的心境相似，“取唐诗置诸案头，信手拈吟，以消永日，”搞起了诗歌创作。

奕䜣写诗，反对诗词格律，说：

“诗言志，歌咏言，在心为言，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言形于外，故工拙所不计及，读者也不应以声绳之。”

他多次呼吁文坛，主张诗歌自由抒发情感，反对矫揉造作。

对于和慈禧的恩怨情仇，奕䜣从未低头，他不觉得太后的制裁是正确的，只承认命运造化弄人，难与“相争”。在《朗润园感怀》中，奕䜣写道：“实事渐消虚事在，他生未卜此生休”，感叹自己理想破灭。

光绪十一年，奕䜣因儿子载湟去世而变得郁郁寡欢，身患重病。他为了出去散散心，排解心中苦闷，带着数卷唐诗，开始了四十多天的西山游。他由昆明湖至香界寺、宝珠洞等地，然后来到普觉寺。

普觉寺又称佛卧寺，奕䜣曾与咸丰帝一起下榻于此，三十年后，旧地重游，他赋诗一首：

“寥落悲前尘，回头总是情；僻居人不到，今夜月分明。地古烟尘暗，身微俗虑并，水深鱼极乐，照胆玉泉清。”

这次游山玩水，从他的诗中来看，不仅身体得到康复，许多烦恼也得到排解。回到王府，他又打起精神，将赋闲以来的写的诗加以整理，编为《萃锦吟》卷一。这些诗，与他曾祖父乾隆写的差不多，艺术价值并不高。但这些诗集中记录了奕䜣的行程与思想意境，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没过多久，奕䜣的大儿子又不幸去世，这让身体刚刚康复的奕䜣再次病倒，精神也大受打击。

赋闲后的奕䜣，虽还是亲王，但也感受到了人走茶凉的悲怆。光绪十二年春节，恰逢立春。两“春”重叠是“大吉日”，但往日车水马龙的恭王府，竟然没有几个人上门祝贺。他以自嘲的方式记叙这次过新年的心情：

“都中每值新年，无论公卿士庶，来往拜贺，毂击肩摩，日日驱驰，扰攘于十丈红尘之内。余因养疴，未能趋俗，闲居习静，读画看书，别有一番滋味。”

光绪十七年，奕䜣在府邸庆祝六十大寿，按照惯例演戏三天，并请来了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排场不小，可来祝寿的人寥寥无几。

这种门可罗雀的情景，一是因为他下来了，不能给别人带来价值；二是因为大家有意回避，与奕䜣走近了就是得罪慈禧；三是奕䜣也不能交友广泛，否则慈禧也不会放过他。

随着年岁的渐长，奕䜣的心态也开始变老，但毕竟是洋务派的，对西洋器物始终保有一份兴趣。他时不时会拍个风景照，并将照片送人。

在失落中，奕䜣白发渐生，他在等待、忍耐与期待。

三、经过十年的赋闲，在甲午年，奕䜣东山再起

1894年9月29日，慈禧和光绪召见奕䜣，然后发布旨意说恭亲王“病体虽未痊愈，精神尚未见衰”，给了他部分权力。第二天，慈禧又下令，允许奕䜣不必每天值班，也不用参加祭祀典礼，作出关心的态度。

回到朝堂的奕䜣，已经失去往昔的进取精神与锐气，在甲午战争中，他态度偏和；在维新变法中，奕䜣实际上已经退化为保守派，对于维新派涉及到大清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他是极力反对并阻拦。

他也在讨论着变法，但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他也说振兴，但只是振兴安心觉罗家的朝廷；他也看世界，但没有跳出皇族的格局，终究还是时代的落伍者。

1898年，奕䜣病重，光绪和慈禧曾三次登门探望。5月29日，恭亲王走完他的一生。

秋媚说：奕䜣是皇室中相对开明之人，能为皇室带来新“玩具”，却没有更新他们的价值观，更无力实现自强与求富。

鹿鼎记中的沐家真的世代镇守云南吗？

是的，的确如此，只是《鹿鼎记》作为一部武侠小说，多了一些虚构的成分，并不是完全的历史写照。

公元1381年，沐英随傅友德、蓝玉西征，其子沐英为副将军，1383年，傅友德和蓝玉班师回朝后，沐英就受命留在了云南当地，负责镇守云南，沐英治理云南期间，大力发展屯田，兴修水利，同时还重视云南边陲的文教事业，在其治滇期间，增设了数十所府州县学，并免费为当地大族的子弟提供读书机会。朱元璋对于沐英也十分放心，曾经当众对人讲说沐英是他最放心的。

沐英死后，明朝廷让其子沐春承袭爵位，沐春进一步延续其父的治滇策略，发展屯田，改良农业，兴建水利，并将带来的汉族将士在云南当地定居，对于明王朝中央政局中的斗争，沐氏家族基本保持中立，同时维持对当权者的绝对忠诚，也正因为如此，沐氏家族才成为少数没有被朱元璋清洗的功臣集团。沐春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巩固了沐氏家族在云南的地位，沐春以后的沐氏家族的子孙凭借对明王朝的忠诚和灵活的策略保持着对云南的统治地位。

沐氏家族长期掌握着云南的军政大权，云南一旦发生叛乱或者重大变动，明廷都会让沐氏家族的首领佩将军印，进行讨伐，因此云南的安危基本上系于沐家。

沐氏家族还长期凌驾于云南地方官厅之上，早在洪武十五年，明廷就在云南开府设司，但在权力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沐王府才是云南的最高权力机构，云南省的三司官员只能从沐府角门出入，加之沐府长期在京城培植亲善力量，朝中一直有人帮沐府说话，因而即使在云南出现了对沐府不满的声音，京城也不会知道。

有明一朝，沐氏家族都牢牢掌控着云南，沐氏家族也在云南积累了大量的私人财产，包括田亩和奇珍异宝等等，随着明朝的灭亡，沐府统治云南的历史也宣告终结。

朱棣到死之前找到建文帝了吗？

明史之所以会如此吸引人，不仅是明史类的著作写得好，更关键的是明史细研究起来，就会特别的令人惊艳和有趣。明朝开国以来，前三位皇帝就为明史开启了精彩的序幕。

开国皇帝朱元璋白手起家，创立大明江山；第二位皇帝建文帝朱允炆只当了四年皇帝，就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赶下了台，打那之后，建文帝是死还是活，明清两代历史学家都说不清，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下落不明，妥妥的历史谜案；而第三位皇帝永乐帝朱棣，虽然一手开创了堪比贞观之治的永乐盛世，但因夺了侄子的皇位，且侄子生死不明，他在继位后的二十余年里，也一直“惶惶不可终日”。

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对如何治理天下进行了一番考量。在朱元璋的构思中，长子朱标继承大统，其他的儿子封为藩王镇守边关。朱标作为大明皇位的继承人，朱元璋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标病逝，他的死打乱了朱元璋的一系列布局。已处于半隐退状态下的朱元璋，不得不重新复出执掌朝政，而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则接替父亲成为了新的皇储。

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大明皇位继承人的资格怎么也不会落到朱允炆身上。虽然朱元璋的长子朱标去世，但是还有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棡以及四子燕王朱棣等其他皇子。然而老二秦王朱樉刚因为违法乱纪，被朝廷严肃查处；老三晋王朱棡一向嚣张跋扈，风评很差；老四燕王朱棣有勇有谋，是个不错的候选人，但是朱棣并非嫡出，也就是他的生母并非马皇后，这在嫡庶有别的封建社会，的确是个硬伤。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朱元璋选择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

这朱允炆就有做皇帝的命，他原本有个哥哥，但英年早逝。先死哥哥，后死父亲，再遇到几个不够资格的糟心叔叔，他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爷爷朱元璋指定为大明皇位的继承人，变成了皇太孙。然而朱允炆作为皇储来说，比他的父亲朱标要逊色不少。为了朱允炆将来皇位能坐安稳，朱元璋也是花费了不少心思。

为了替孙子朱允炆排忧解难，朱元璋再次大开杀戒，把他认为对朱允炆有威胁的武将，如蓝玉、傅友德、冯胜等人一一清除。在排除朝堂中“隐患”的同时，朱元璋又精心为孙子挑选了一个辅佐团队，主要人物有方孝儒、齐泰、黄子澄等。虽然这个团队中大部分都是文臣，但是却很对朱允炆“宽仁”的风格，这些人后来组成了所谓的“秀才朝廷”，对朱允炆都是忠心耿耿。

为了帮助孙子聚拢人心，朱元璋自己也作出了很大的改变。朱允炆天性仁慈，在处理刑狱时往往以宽大为原则。在朱允炆的建议下，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下令调整了《洪武律》中刑罚偏重的七十三条法律条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朱元璋的布局都是为了给朱允炆留下一副好牌，尽可能地为他保驾护航。

然而，对于朱允炆来说，他最担心害怕的还是他的那些叔叔们。朱元璋活着时，这些藩王们自然不敢有所异动。若是朱标继承大统，凭着他在藩王中的威信，也几乎没人敢造次。但是对于半大小子朱允炆来说，面对如狼似虎的藩王皇叔们时，似乎就有些底气不足了。

关于这个问题，朱元璋还曾和孙子朱允炆探讨过。朱允炆问朱元璋：“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意思是说如果诸王造反，谁去平定他们。朱元璋没话可说，就问朱允炆：“汝意何如？”朱允炆回答：“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意思是说，他会用道德去感化众王之心，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或者用《皇明祖训》和朝廷礼法来约束他们的行为；实在不行，就削减亲王封地，或者调换亲王封地及属官；迫不得已，他还会武力强行削藩。朱元璋听后，说道：“是也，无以易此矣。”表示赞同。

朱元璋在临终之前，为朱允炆做了最后一件事，下了一道遗诏，规定“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以确保孙子能顺利继位。从朱元璋最后的安排中，不难看出他对那些手握重兵的藩王们是不太放心的。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22岁的朱允炆继位，是为建文帝。没有了朱元璋的庇护，登上皇位的朱允炆必须独自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了。

建文帝登基后，就立即和辅佐自己的团队方孝孺、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商议如何解决藩王的问题。这些人是典型的满腹经纶纸上谈兵型，他们提供给建文帝的解决方案是：祸乱不除，社稷不稳，先下手为强，宜早不宜晚。

此时的建文帝，早已把自己当初和爷爷朱元璋讨论如何处理藩王有异心的方案抛之脑后。他受齐泰、黄子澄等文臣蛊惑，不按自己的既定计划来，直接强行削藩。

朱元璋驾崩后，虽留有遗诏让诸王留国中，不得进京奔丧。但各地的藩王听说朱元璋快不行了，一个个快马加鞭赶往南京。结果，人还没到南京，半路上收到新一任皇帝朱允炆的旨意：先帝临终嘱托，藩王各自镇守，不得入京。这本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削藩机会，一旦诸王入京奔丧，就如同羊入虎口成了待宰羔羊，削藩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可完成。可惜的是，建文帝朱允炆就这样错失削藩的良机。

关于如何削藩这个问题，建文帝的辅佐团队也有不同的意见。以黄子澄为首的一派主张根据各藩王的实力，由弱到强逐一进行。燕王朱棣的实力强大，且无明显过错，如果首先处理燕王恐会落下口舌且不利于朝廷舆论，因此先削周、齐、代等王，等时机成熟之后，再对燕王进行削藩。

以齐泰为首的一派则主张擒贼先擒王，首先应该削除实力最强、威胁最大的燕王，如此一来其余诸王便不敢轻举妄动。事实证明，齐泰的方案比黄子澄的方案要可取。或许是因为建文帝天性懦弱的原因，也或许是出于对燕王朱棣的畏惧，他最终采纳了黄子澄一派的主张，欺软怕硬，先削实力弱的，好欺负的。

方案制定之后，建文帝便开始了他的削藩行动，一年之内干掉了他五个叔叔，分别是周王、代王、湘王、齐王、岷王，手起刀落，大获全胜。然而，他最忌惮、也最想除掉的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却因装疯卖傻，声称自己病的很严重，暂时躲过一劫。于此同时，朱棣招收蒙古士兵，暗中操练，等待时机。

本来，朱棣的三个儿子都被扣在南京当人质，朱棣也没办法直接起兵。谁曾想，建文帝辅佐团队的猪队友黄子澄又为他献上一计，让建文帝把燕王的三个儿子放回北平，如此一来，燕王必定以为自己高枕无忧，待他放松警惕，再趁其不备，将其一举拿下。建文帝也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这条计策，将朱棣的三个儿子放回北平。这一下朱棣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更加明目张胆的招兵买马，准备正式对抗建文帝。

朱允炆强行削藩，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底气，因为藩王们的实力不足以对抗朝廷。一年内削了五个藩王，除了湘王朱柏自杀外，其余四个藩王乖乖束手就擒就是最好的证明。就算朱棣实力强大，但是在朝廷的巨大压力下，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把三个儿子送到南京做人质。朱棣虽然坐拥数万大军，但是他没有军队的指挥权。后来他起兵造反，所能调动也只有手下的八百亲兵而已。

如果建文帝按照和爷爷朱元璋商议的方案，不急于强行削藩，而是盯死他的这些藩王皇叔们，便可高枕无忧。但是他在几位辅政大臣的撺掇之下，非要强行削藩，这才惹出了靖难之变。

对于朱棣来说，他当初起兵造反也没太大的胜算。相比当时朝廷掌控的大量军队和资源，朱棣的实力简直弱爆了。在起兵后的三年多时间里，朱棣一直被朝廷的军队限制在北平一带晃悠。

朱棣之所以能够取胜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侄子建文帝的各种骚操作，导致朝廷这边无论换谁上，带多少军队，都被建文帝要求“不得伤害我四叔”，这仗还怎么打？ 而朱棣则越打越勇，最后带领军队取得了绝对性胜利。

建文四年，建文帝写下了“罪己诏”，并派庆阳公主（朱元璋侄女）去和燕王朱棣谈和，想通过割地来请求停战，实行国中国的管理策略，但是朱棣没有答应，他已经胜券在握，没必要将国土让一半给建文帝。

最终，朱棣率兵抵达国都南京，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打开了金川门迎接，南京城就这么不费一兵一卒地破了。建文帝正是因为要削他叔叔们的藩才导致这场国难，他的皇叔们怎么可能会和他一条心？他把南京城的防卫权交给他十九叔谷王朱橞就是一重大失误。南京城破之时，皇宫大院发生大火，当火势扑灭的时候，灰烬中只有几具烧焦的尸骸。从皇宫这场大火烧起来的那天起，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就众说纷纭，迄今都无定论，成为了“明史第一悬案”。

朱棣进入南京后，首先捕杀了方孝儒、齐泰、黄子澄及大批效忠于建文帝的官员，之后称帝，是为明太宗（明成祖）。皇宫中那几具烧焦的尸骸被朱棣认定为是建文帝等的尸体，朱棣以“天子礼仪”为建文帝举行了葬礼。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朱棣为朱允炆举行了天子级别的葬礼，但史书中却从来没有关于建文帝陵墓的记载。明末崇祯年间，曾有人上书请求祭祀建文帝，崇祯皇帝无奈地说：建文无陵，从何处祭？

这说明当时建文帝的陵墓规模修建的非常普通，后来疏于祭扫，日久便湮没无闻了。或许朱棣和身边的大臣知道，下葬的尸骸并非建文帝，只是出于昭告天下“建文已死”的目的，上演了这么一出戏罢了。

只有宣布建文帝已死，朱棣才能名正言顺地以朱元璋嫡子的身份登上皇位。为了让天下人相信建文帝已死，朱棣必须为其举办声势浩大的天子葬礼，仪式越隆重，大家越不会猜疑。就算建文帝真的没死，还在召集旧臣进行复位活动，朱棣也可以将他定为假冒的建文帝进行镇压。

建文帝最起码还有一具烧焦的尸体，而建文帝七岁的长子朱文奎连一具烧焦的尸体都没有。据《明史》记载：“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建文帝年仅2岁的幼子朱文圭被废为庶人，并囚禁于凤阳广安宫。直到明英宗时期，这个废皇子已50多岁，才获得自由，但他却和智障一样，连牛马都分不清。

建文帝的三个弟弟原本已被封为亲王，但尚未就藩，朱棣将他们降为郡王。年长的朱允熥和朱允熞先是被封在了福建漳州和江西建昌，之后又被朱棣旋即召回南京，以“不能匡正建文帝”为由把他们废为庶人，并囚禁于凤阳。建文帝年幼的三弟朱允熙被朱棣留下来为朱标奉祀，而不久之后的永乐四年，朱允熙也死于一场不明的火灾。

明初最重要的两部官方档案《明太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中说，建文帝自焚而死。事实真是这样吗？真相，没那么简单。朱棣夺位成功后，为掩盖篡位的事实，塑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当朝和前朝的历史、档案进行了删除和修改。

在永乐朝的官方档案中，是这样记述朱元璋选择继承人过程的：“先是太祖（朱元璋）疾，遣中使召上（朱棣）还京，至淮安，允炆与齐泰等谋，矫诏令上归国。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无敢应者，凡三问，言不及他，逾时遂崩。允炆矫遗诏嗣位。”

言下之意是说，朱元璋原本要传位于四子燕王朱棣，但是朱允炆伙同谋臣，假传朱元璋圣旨，篡改遗诏，登上帝位。作为官方的历史，如此的写，如此的宣传，无非是想说明朱棣夺位名正言顺，而朱允炆才是真正的篡位者。

为了证明自己才是皇位合法继承人，朱棣首先将自己的生母改为马皇后，使得自己的身份由庶出变为嫡出。然后在他的指导下，史官销毁了建文帝时期的一切档案资料，并对《明太祖实录》进行大幅修改。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一概不称朱允炆为建文帝，要么直呼其名，要么称为“建文君”。

就连建文帝的年号也被消除，公元1402年，原本是“建文四年”，但在朱棣的指导下，改为了“洪武三十五年”。如此一来，洪武朝被莫名延长了四年，朱棣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就无缝对接上了洪武三十五年（公元1402年）。而朱棣也从明朝事实上的第三位皇帝，直接成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后的第二位皇帝，建文朝的痕迹彻底“被消失”了。

朱棣对自己的得位不正心知肚明，因此用篡改历史档案的方式进行掩盖。永乐一朝的政治环境非常严苛，没人敢提真正的历史真相。永乐朝之后，政治氛围相对放松，无数的历史资料开始陆续冒了出来，说建文帝朱允炆根本没有自焚。搞的后世修《明史》的史官莫衷一是，只好模糊处理：（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兵犯金川门......渡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史官们只好采用春秋笔法，将这段历史带过。

清乾隆时期对《明史》进行修改，关于这段历史更是直接修改为建文帝自焚的说法：（朱）棣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言帝尸。

朱棣对建文帝未死的传言不敢掉以轻心，溥洽是建文帝的主录僧，当时有传闻说正是他协助建文帝出逃了。朱棣遂以其他罪名将溥洽囚禁长达十余年时间。直到朱棣的主录僧姚广孝病危时，请求朱棣释放了溥洽，溥洽才获释。

《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也就是说，朱棣派胡濙以寻访一代宗师张三丰的名义，在国内四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而且一找就是十几年。

至于胡濙有没有找到建文帝，不得而知。但是史书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永乐二十一年，在朱棣第四次远征蒙古途中的深夜，朱棣已经入睡，突然间收到侍卫的报告，有人要来觐见他，此人正是在外寻找建文帝下落的胡濙。朱棣立即召见胡濙，二人交谈了数小时，“漏下四鼓乃出”。至于二人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在现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最主要的是史书明确记载，朱棣多年的疑虑在这时消失，而胡濙再也没有外出寻找建文帝，很显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明史》记载：“至是疑始释”。

清初的谷应泰在其所著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明史纪事本末》中，专门讲了关于建文帝下落之谜，后世关于建文帝的传说，基本跑不出这本书所讲的内容。书中说的倒是有头有尾，但又是错误百出。事实上，无论是正史还是民间各种野史传说，关于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都经不起严格的推敲。所以，当个故事听听就行，千万别当真。

近些年来，经常有新闻报道，某地发现了建文帝的出家之处，发现了建文帝的终老之地，发现了建文帝的墓葬所在，甚至有人还拿出家谱来证明自己是建文帝朱允炆的后代。这些后代遍布贵州、广西、福建和云南等地，以及东南亚地区。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法国足球巨星里贝里也声称自己是朱允炆的后代，说的是有理有据，让人不服都不行。

在我个人看来，朱棣攻陷南京城之后，建文帝朱允炆就已经死亡。朱棣后来之所以大张旗鼓的派人四处寻找建文帝，无非是不想落个弑君的历史骂名。如果建文帝真的逃跑了，如此大张旗鼓的派人去找，不是要告诉活着的建文帝，朱棣要整死你，还不赶快躲起来？建文迷踪，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